为”不立文字”而立文字

禅宗主张”不立文字”的目的在于”教外别传”、”以心传心”, 但”言虽不能言,然非言无以传”?,禅师教授重点落在体悟心传,但在对机说法、传授心法过程中,必须依赖特定教法、语言。正如释尊拈花微笑以传心法予迦叶,仍有「吾有正法眼藏……付嘱摩诃迦叶」这一说法来表达对弟子证悟的印证。因此在禅宗中,由”不出文记”到六祖的”不立文字”,仍选择以文字纪录祖师大德如何随类教化种种善巧方便,由此《坛经》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部以“经”命名的中国僧人的著作,正是详记六祖惠能如何对机说法的经典。结果,成就了日后宋代文字禅出现的重要依据。自宋以降,所谓「不立文字」的禅宗不断向文字化方向发展,拥现了大量语录、灯录和对「公案」的拈颂评唱等文字纪录。

宋代从”不立文字”走向”文字禅”的发展方向,与士大夫好禅莫大关系,不少灯录皆由士大夫编撰的。士大夫参禅在唐代以成潮流。当时的大文豪韩愈、王维、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经常与禅师接触。至宋代,风气更盛。如翰林学士杨亿和驸马都尉李遵勖都与临济宗广慧元琏、谷隐蕴聪及石霜楚圆私交甚笃;苏轼与东林常总,更在云居了元参学,诗文相酬,妙语连珠;黄庭坚与黄龙派的祖心、悟新和惟净等结为挚友,更”着《发愿文》, 痛戒酒色”;欧阳修本为排佛论者,但遇上契嵩之《辅教篇》豁然开朗,更登庐山时对”出人百家而折衷于佛法”的祖印居讷”肃然心服”,畅谈禅儒;王安石亦求学于寳峰克文、佛印了元,斥资建报宁寺,请克文坐镇道场。

北宋理学诸大家表面虽云斥佛,实际上理学实深受禅宗思想影响,骚人墨客亦尝与禅师来往。理学的开山祖周敦颐出仕前受学于润州鹤林寺寿涯。当官后,再随黄龙山慧南、祖心等参禅,自称「穷禅之客」。程颢十多岁钻研佛法,与程颐尝拜周敦颐门下不成。遍习佛老,再研六经,始有所得。程颐与黄龙山灵源惟清禅师通信,仰慕禅家「不动心」的理论。朱熹亦自十多岁间学禅,「理会得个昭昭灵灵的禅」。

宋代士大夫的好禅参禅,与禅师互通诗文,讨论禅理,促使「文字禅」大盛。宋代文字化的禅书迭现,特别唐以降产生的语録迭现,同时再出现灯录乃至击节、评唱等文字禅的形式。这种现象既令文人士大夫有兴趣前来习禅,同时亦鼓励了士大夫加入编撰禅书的行列,促进了文字禅进一步的发展。

禅师语録,源于唐代,宋一代而成风尚,士大夫更以撰序作介绍为荣。宋禅师多有语録流存,甚至出现各家语録汇编,例如,宋赜藏主编的《古尊宿语録》就载录了南岳怀让以下马祖、百丈、黄檗、临济等四十余家语录,多为《景德传灯録》未曾载者,为研究唐宋临济宗重要参考。灯录是宋代发展出来的一种集语録、史传特点的新体裁。以记言为主,据各派法脉传承编成。第一部灯録成书于景德(1004—1007)年间,故称《景德传灯录》,后来陆续出现《天圣赓灯録》《建中靖国续灯録》《联灯会要》和《嘉泰普灯録》等四大灯录,大量收集祖师机语。因上述”五灯”重复记载者多,普济禅师新编《五灯会元》二十卷行世。

此外,公案体著作的产生。”公案”本为官府判决案例,禅宗借用,专录祖师言行范例,以断是非迷悟。日后发展出参”公案”以求开悟,成为禅宗另一独特的修学。《碧岩录》的序中说:”尝谓祖教之书谓之公案者,倡于唐而盛于宋,其来尚矣。二字乃世间法中吏牍语。” ”公案”出现导致修禅集中从语言文字上进行解释,甚至是文字考证,形成”文字禅”这种偏执的风气盛行。

宋代文字禅倡始于云门宗的汾阳善昭。他将祖师问答机语一百则编集,每则附以韵文偈颂详释,写成《颂古百则》。”颂古”迅即风行,令禅风顿变。此外,善昭更作《公案代别百则》和《诘问百则》,以图完善公案形式,表达玄旨。

后来,还出现对颂古进行再注解的评唱,代表作是圆悟克勤评唱雪宝重显《颂古百则》而成的《碧岩録》。书中在”百则”每一则前,加条列”垂示”,更列出”本则”后,再加着语评论,表述公案提出者的来历,配以警句评唱。以利反复注解、评唱,通达公案要旨,令不可言说的禅理更”有效”以语言表达。《碧岩录》出现后,禅僧、士大夫广为传颂,奉为”禅门第一书”,禅门中”新进后生,珍重其语,朝诵暮习,谓之至学”?” 象征禅宗完全进入公案语録”注解”的时期,”文字襌”盛极一时。

不立文字的原義

禪宗的“悟”是無法用語言來表述和傳達于他人的,禪宗的“悟”是不能説、不可説的,甚至“一説即不是”。至于“悟”究竟是一种什麼様的境界和狀態,那只有悟者自己知道,外人是不得而知的,此之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禪宗的“悟”是界别于語言而自在的,語言無法涵容它,故而應“不立語言”,這是人們通常會有的對“不立文字”的第一种理解,比如《佛光大辭典》解釋“不立文字”曰:“禪林用語。指以心傳心。禪宗認為悟之内容,無法以文字言語傳述,必鬚由師心直接傳予弟子心,此种以心傳心之境地,稱為不立文字。”

禪宗所標示的不立文字,往往為人所誤解,以為不立文字是指屏去文字,不用文字,其實原義,但指開悟本身是不假經論的;諸經論是指導開悟的,如以指指月,指終不是月。同時,該辭典邃將“不立文字”翻譯成not set up scriptures,這是十分正确的一個翻譯,其scriptures就是“經典”、“經文”的意思(如果按字面含義將“不立文字”翻譯成not set up characters(文字)或not set up language(語言),那就遠离“不立文字”之原意了)。

“不立文字”的思想究從何起,禪籍中有如下四种不同的立場:
第一,據《五燈會元》中的説法,在釋迦牟尼那里就已經有了這一思想。《五燈會元》“釋迦牟尼佛”一則中曰: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眾。是時眾皆默然,唯迦葉尊者破顔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别傳,付囑磨訶迦葉。”
第二,據《碧岩録》的説法,“不立文字”的思想是達磨首先提出來的。《碧岩録》第一則“聖諦第一義•評唱”中曰:達磨遥觀此土有大乘根器,遂泛海得得而來,單傳心印,開示迷途,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第三,《釋門正統》卷三“弟子志”中説“南泉普愿始倡别傳,不立文字,見性成佛”。南泉普愿乃是唐末禪師,屬馬祖道一法嗣,從時間上講南泉普愿比達磨晚出了近三百年。
第四,印順法師在其《中國禪宗史》第二章中又立一説,認為“不立文字的思想是介于達磨和南泉普愿之間的禪宗五祖弘忍最先明确提出來的”。 

這四种觀點的始作俑者自己也只是提出了相應的説法而已,并没有輔之以可靠的資料證明。
其实,这“不立文字”的含义,可以理解为以下两点:

(一)“不立文字”中的“文字”特指佛教經論。
在開頭所列舉的對“不立文字”的兩种錯誤理解中,“不立文字”中的“文字”都是一种泛指,指的是一般的日常語言(理解Ⅰ)或這种日常語言所負載的邏輯思維(理解Ⅱ),但是,實際上,禪宗“不立文字”中的“文字”是特指佛教經論,而非泛指。“一大藏經皆是文字,禪家語録亦是文字”,很顰然,這里的“文字”就是特指以“文字”的形式記載下來的佛教經論。在中國古代語言中,有一個很突出的現象,那就是口語和書面語是分開來的,其中口語叫作“話”,書面語叫作“文字”。禪宗將佛教的書面語即佛教的經論稱為“文字”,而將禪師們日常所説的口語或對話稱為“話頭”(禪宗有所謂的“參話頭”的證悟方法)。
關于“不立文字”中的“文字”或禪宗所謂的“文字”系特指佛教的經論,我們邃可以從《壇經》中找到證據,比如惠昕本《壇經》中曰:善知識,一切經書,及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經,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方能建立。《壇經》中的這三段引文足以證明禪宗所説的“文字”指的就是佛教的經論。

(二)“不立文字”意為不執著于“文字”或不執著于佛教經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