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不立文字”而立文字

禅宗主张”不立文字”的目的在于”教外别传”、”以心传心”, 但”言虽不能言,然非言无以传”?,禅师教授重点落在体悟心传,但在对机说法、传授心法过程中,必须依赖特定教法、语言。正如释尊拈花微笑以传心法予迦叶,仍有「吾有正法眼藏……付嘱摩诃迦叶」这一说法来表达对弟子证悟的印证。因此在禅宗中,由”不出文记”到六祖的”不立文字”,仍选择以文字纪录祖师大德如何随类教化种种善巧方便,由此《坛经》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部以“经”命名的中国僧人的著作,正是详记六祖惠能如何对机说法的经典。结果,成就了日后宋代文字禅出现的重要依据。自宋以降,所谓「不立文字」的禅宗不断向文字化方向发展,拥现了大量语录、灯录和对「公案」的拈颂评唱等文字纪录。

宋代从”不立文字”走向”文字禅”的发展方向,与士大夫好禅莫大关系,不少灯录皆由士大夫编撰的。士大夫参禅在唐代以成潮流。当时的大文豪韩愈、王维、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经常与禅师接触。至宋代,风气更盛。如翰林学士杨亿和驸马都尉李遵勖都与临济宗广慧元琏、谷隐蕴聪及石霜楚圆私交甚笃;苏轼与东林常总,更在云居了元参学,诗文相酬,妙语连珠;黄庭坚与黄龙派的祖心、悟新和惟净等结为挚友,更”着《发愿文》, 痛戒酒色”;欧阳修本为排佛论者,但遇上契嵩之《辅教篇》豁然开朗,更登庐山时对”出人百家而折衷于佛法”的祖印居讷”肃然心服”,畅谈禅儒;王安石亦求学于寳峰克文、佛印了元,斥资建报宁寺,请克文坐镇道场。

北宋理学诸大家表面虽云斥佛,实际上理学实深受禅宗思想影响,骚人墨客亦尝与禅师来往。理学的开山祖周敦颐出仕前受学于润州鹤林寺寿涯。当官后,再随黄龙山慧南、祖心等参禅,自称「穷禅之客」。程颢十多岁钻研佛法,与程颐尝拜周敦颐门下不成。遍习佛老,再研六经,始有所得。程颐与黄龙山灵源惟清禅师通信,仰慕禅家「不动心」的理论。朱熹亦自十多岁间学禅,「理会得个昭昭灵灵的禅」。

宋代士大夫的好禅参禅,与禅师互通诗文,讨论禅理,促使「文字禅」大盛。宋代文字化的禅书迭现,特别唐以降产生的语録迭现,同时再出现灯录乃至击节、评唱等文字禅的形式。这种现象既令文人士大夫有兴趣前来习禅,同时亦鼓励了士大夫加入编撰禅书的行列,促进了文字禅进一步的发展。

禅师语録,源于唐代,宋一代而成风尚,士大夫更以撰序作介绍为荣。宋禅师多有语録流存,甚至出现各家语録汇编,例如,宋赜藏主编的《古尊宿语録》就载录了南岳怀让以下马祖、百丈、黄檗、临济等四十余家语录,多为《景德传灯録》未曾载者,为研究唐宋临济宗重要参考。灯录是宋代发展出来的一种集语録、史传特点的新体裁。以记言为主,据各派法脉传承编成。第一部灯録成书于景德(1004—1007)年间,故称《景德传灯录》,后来陆续出现《天圣赓灯録》《建中靖国续灯録》《联灯会要》和《嘉泰普灯録》等四大灯录,大量收集祖师机语。因上述”五灯”重复记载者多,普济禅师新编《五灯会元》二十卷行世。

此外,公案体著作的产生。”公案”本为官府判决案例,禅宗借用,专录祖师言行范例,以断是非迷悟。日后发展出参”公案”以求开悟,成为禅宗另一独特的修学。《碧岩录》的序中说:”尝谓祖教之书谓之公案者,倡于唐而盛于宋,其来尚矣。二字乃世间法中吏牍语。” ”公案”出现导致修禅集中从语言文字上进行解释,甚至是文字考证,形成”文字禅”这种偏执的风气盛行。

宋代文字禅倡始于云门宗的汾阳善昭。他将祖师问答机语一百则编集,每则附以韵文偈颂详释,写成《颂古百则》。”颂古”迅即风行,令禅风顿变。此外,善昭更作《公案代别百则》和《诘问百则》,以图完善公案形式,表达玄旨。

后来,还出现对颂古进行再注解的评唱,代表作是圆悟克勤评唱雪宝重显《颂古百则》而成的《碧岩録》。书中在”百则”每一则前,加条列”垂示”,更列出”本则”后,再加着语评论,表述公案提出者的来历,配以警句评唱。以利反复注解、评唱,通达公案要旨,令不可言说的禅理更”有效”以语言表达。《碧岩录》出现后,禅僧、士大夫广为传颂,奉为”禅门第一书”,禅门中”新进后生,珍重其语,朝诵暮习,谓之至学”?” 象征禅宗完全进入公案语録”注解”的时期,”文字襌”盛极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