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大师的佛教救世说

印光大师的佛教救世说
大师一生热爱国家,热爱人民。他把国家、人民看成是自己的生命。为了救国救民,他毅然揭举“佛教救世”的旗帜,大声呼号,呕心沥血,费尽神思,积极投入了救国拯民的活动。
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随着社会性质的改变,中国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日益尖锐。在封建社会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民国以来,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内战连年不断,加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伟大的祖国,“已至千钧一发之际”,面临着灭亡的危险,广大的中国人民,“或血肉横飞,丧身殒命,或屋毁家破,流离失所,无食无衣,饥寒交迫。”(《文选》第166页)目睹这“刀兵连绵”,尸骸遍地,疮痍满目,长夜难眠的时代,大师“言念及此,心胆俱碎”。(同上)为了“救国救民”,他本着佛教入世的思想,大力宣扬佛教“积极救世”的精神。
佛教的“入世”精神,是以人类为根本的救度对象,它要将一切人从苦恼、愚昧中救度和解脱出来,而达到究竟的安乐和彻底的觉悟。大乘佛教认为,要成佛,就必须以利生为前提,如果脱离众生就无法成为佛陀。《华严经》说:“(菩萨以)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花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又说:“是故菩萨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大师深悟大乘精神,依教奉行,履行菩萨道,以“出世”的精神,作“入世”的工作,立足人类,以利人为成佛的根本出发点。因此,在他的一生弘法中,时刻不忘“挽回世道”,“救正人心”,为“天下太平,人民安乐”而履行他的神圣使命。
他把宣扬“佛教救世”,看成是义不容辞的天职,始终坚定不移地倡导佛教是“挽回世道的要道”。(《文钞》正编卷三,《佛化随刊序》)从而,他大声疾呼“欲为救援(世道人心),舍昌明佛学,莫能为力,故咸以提倡佛学为急务。”(同上,《佛学研究丛林序》)佛学,它是了生脱死的奇方,烦恼流中的宝船,苦海波涛的南针,格正人心的秘诀。所以,只要“人各实行,则国不期护而自护,灾不期息而自息矣”。(《文选》第167页)
大师的佛教救世学说的基本精神,可归纳为四点:(一)发扬佛教慈悲喜舍的精神。所谓“慈悲”就是“与人为乐”,“拔人之苦”。所谓“喜舍”,就是对社会、对人民欢喜施舍自已的一切。大师认为,“四海内外,同是同胞”,都是亲兄弟。人乐我乐,人苦我苦。他说:“乾为大父,坤为大母之德,存民吾同胞,物吾同仁,凡在天地间者皆爱怜之,护育之。”(《文选》第167页)要同情和帮助同胞,不要只为个人求安逸。
(二)发扬佛教自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文钞·挽回劫道论》中说:“近来,世道人心,日趋日下,各怀我见,互相竞争,以致刀兵连绵,无时静谧。”要转变这种现象,大师认为,应除去人们的“我见”,“视一切人民,皆如同胞”,不分彼此,忘我地“代人之劳,成人之善”,“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的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三)笃信并实行因果报应之说。因果,是“救国救民”的根本,这在上面已经提到。只要人们深信实行因果之理,则“国运可转,灾难可消”。他在上海护国息灾法会上强调:“洞明因果之理,而又笃信实行,则世道人心,自可挽回。”(《文选》第164页)因果报应,如影随形,“今生所作所为皆是恶事,来世定得恶果。如今生所作所为皆是善事,来世定得善果”。(《文选》第159页)人人都明白这善恶报应一点不差的道理,自然就“虽欲为恶而有所不敢,虽欲不为善而有所不能”。(《文钞》正编卷二,《复张伯严书》)人人笃信实行因果之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天下自然太平,人民自然安乐。
(四)普及戒杀放生,吃素念佛。大师认为,导致“世道人心陷溺”的又一个根本原因是“由杀生而起”,因此,要“止杀业”。而“止杀”最好的办法是“戒杀吃素,护惜物命”。“人人能护惜生物,不加残害,则杀劫可消,而国运可转矣”。(《文选》第179页)又说:“杀劫,及一切灾难,皆为众生恶业所感,人人念佛,则此业可转。”(同上,第155页)现在,我们所受的种种灾难,都是我们过去恶业所招感的,要除去过去世所造的恶因,就必须赶紧忏悔,戒杀放生,吃素念佛。
大师敢于面对佛教现实,善于观察众生的根机,应机施教,大胆继承和发挥佛教的教义,并形成了自己的佛学思想体系。他的佛学思想在中国佛教史和佛教思想史上,是有地位有影响。“宏阐净宗,惟师(指印光大师)为最。”(《永思集》第211页)这是圆瑛法师对大师的评价。弘一法师说:“大德如印光大师者,三百年来一人而己。”荣誉至极。所以,当大师往生后不久,国内外高僧大德,并纷纷推崇大师为中国佛教净土宗第十三祖,并誉之为“中兴净业”大师、苏州灵岩山寺净土道场的开创者。大师在中国佛教中的地位由此可见。
大师一生住持佛法,通宗通教,专弘净土。在他的积极弘扬下,使净土宗在当时呈现出“善导高风,复见今日”的昌盛景象。他的专修净土,摄心念佛,著重现实,不离世法,深信因果,严持戒律,重视修持等朴素无华的思想,对后来佛教思想,尤其是净土思想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