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为何会在发源地印度销声匿迹?郑振煌居士著

郑振煌居士写佛教为何会在发源地印度销声匿迹?

距今一百年前的一八九一年一月,现代印度佛教复兴之父达摩波罗(Dharmapala)正当盛年,从锡兰来到印度,首次朝礼菩提迦耶。当他看到当地的佛寺及寺中的佛像时,不禁潸然泪下。
  可惜,印度民族向来不注重——史纪录,史料阙如,使得印度佛教的灭亡原因,呈现众说纷纭的局面。兹就手边资料简介各家说法如下:
一、佛教吠陀化
  佛教以反吠陀文化而创始,却以融吠陀文化而灭亡。
  “佛元八世纪以来,佛教外印度教之复兴,于具有反吠陀传统之佛教,予以甚大之逼迫。内以‘唯心’、‘真常’、‘圆融乙、‘他力’、‘神秘’、‘欲乐’、‘顿证’思想之泛滥,日与梵神同化。幸得波罗王朝之覆育,乃得一长期之偏安,然此末期之佛教,论理务琐层玄谈,供少数者之玩索;实行则迷信淫秽,鄙劣不堪!可谓无益于身心,无益于国族。律以佛教本义,几乎无不为反佛教者!”
  “敌者之摧残,不足为佛教害,受吠陀文化之熏染,则佛教致命伤也。”“圆融之病,深入佛教,或者以此为佛教光,而吾则耻之。或者以此为不执著,则又谤佛之甚者!”
  很显然的,印顺导师认为,印变教的复兴与回教徒的入侵迫害,并不是印度佛教灭亡的主因,主要的还是由于“佛教梵化”。
二、印度教的仇视
  仪模法师《印度佛教的兴起和衰亡》一文中,则认为印度佛教灭亡的主因,是印度教的仇视。
  “然而佛教何以遭致衰败以至灭亡之祸呢?其原因很多,主要的原因,为印度教的仇视,印度教是婆罗门教后期复活的名称。当佛教兴盛的时候,婆罗门教并未失去他们的潜力,在朝执政的人,仍有不少的婆罗门教徒,以致后来复兴的力量自必强大。同时在佛教徒本身也不振作了,同婆罗门教那时最后腐败以致佛教兴起的情形,殆无二致了。印度富有的寺庙都一天一天的走上腐化的一途,失去了社会的信仰。加之在第五六世纪的外来的诸族,都乐于接受印度教的领导,以致佛教在印度失去了宗教上的地位。到了第八世纪的婆罗门教大师库马雷巴陀为最后的印度教打击佛教及耆那教的一个人,同时婆罗门教为谋复兴的缘故,处处模仿佛教的形色和内容,复因佛教大乘变质的密宗盛行,有些学者把印度教义也有不少的糁杂在佛教里。佛教变质后,加之在十二世纪的末期,为回教侵入,佛教徒被害,佛寺被焚者甚多,一个在印度兴起的佛教,终于在特殊的璟境中宣告灭亡了。”
  但作者认为佛教在印度,只是名义上灭亡,实际上却还存在于印度人中。
三、密教倾向颓废
  印顺导师和仪模法师虽然都认为,密教的兴起,正值印度佛教的末期,却不认为密教是印度佛教灭亡的主因。但宇井伯寿则认为密教倾向颓废是印度佛教灭亡的主因:
  “……超岩寺……是密教专门这场,所说的多半是左道派。左道派由印度教性力派(sakta)衍变而来,以淫欲即是道等,不重通达文字之实修,含有很多卑俗低级的成分。密教所包含的采用了印度教,在长期扩展其范围中几乎摄取了印度教所有诸神只的一些仪式,于是制作了顿接近混合淫猥的丹多罗文学。密教中昕表现修道称为金刚乘、大乐乘,左道派很多行径是呈现出颓废与靡烂。……密教如此的渐次隆盛,跟随著印度各地佛教更加衰徽,佛教恐怕完全淹没于印度教中去了。……西元一二〇三年,回教的将军巴古代那·克里基焚毁了超岩寺,迫害杀戮所有的佛教徒,有些遁隐、还俗,逃到尼泊尔等边境,从此佛教的形骸清失。”“印度的密教是介入了印度教令人不喜欢的成分,又堕人人性本有的弱点而召致佛教灭亡。……所以印度佛教的灭亡,认为是中观派、瑜伽行派末流偏重学术理论之倾向为远因,密教倾向颓废状态为近因。呵斥小乘佛教为浅薄,相反的实际上多著重于信行方面,这是此一时代普遍存在的现象。”
  杨白衣教授亦持类似说法:
  “他们(密教)不特说出许多诸佛菩萨,就是从来在佛教未曾说过的很多明王以及外道神仙,也都认为是大日如来的化身了。不但如此,更摄取很多民间信仰,而用大曼荼罗纳入正规。他们认为不必为了实践大乘佛教的六波罗蜜,用尽心气。盖众生本来就具足佛性故,只要念诸耸,诵持陀罗尼,与密教仪式,就可容易到达——即身成佛。所以密教承认现世的幸福快乐,主张人间的烦恼隋欲不可克服抑压而应加尊重,只要能把不纯的爱欲升化到对一切众生的慈悲即可。”
四、回教的迫害
  西元一二〇二年回教徒侵入印度,破坏维克罗摩尸罗寺(超岩寺),杀害僧尼,印度佛教僧团就算是灭亡了。其实,印度佛教早巳消解到印度教里去,失去独立宗教的价值,也可说是早巳灭亡。自回教徒侵入印度之后,许多佛教学僧带著佛典逃亡别国,佛教正式灭亡。
  日本学者明石惠达认为,印度佛教从来不曾取代过婆罗门教的地位,即使像阿育王、迦腻色迦王以国家的力量支持佛教僧团和佛教教学,但婆罗门教仍在民间具有相当势力。佛教在西北印度接受希腊、伊朗文化的影响,发展为世界性的宗教,并丰富其哲学内涵,表面上表现得很辉煌,但也意味著渐渐脱离民众。佛教崇尚宽容,未曾压迫其他宗教,甚至在后期也采纳其他宗教的精神和教理,因而丧失佛教本来的固有宗旨。难怪婆罗门教能够翻身为印度教来复兴,而佛教却变成印度教化,回教一迫害,就整个消声匿迹了。
  在阿拉伯语中,“偶像一称为but或budd,事实上就是从梵文的buddha(佛陀)挪过来的。不幸的是,回教主张“圣战”,任何异教徒如不改信回教,即行杀戮。“当他们(回教徒)到达这个地点的时候,他们包围了它……这个城市立即陷于惨境,在同一年上帝就君临了它。禁止人民崇拜偶像(佛陀的塑像),偶像都被回教徒焚挠了。有些人民也被焚烧了,其余的被残杀了。”
  问题是,印度除了佛教之外,还有印度教,为什么印度教能够不被连根拔除,而佛教却无法幸免于难?A.KWarder认为印度教比较有弹性,无所不可,它主张社会等级制度,与中世纪的封建主义潮流很调和:人们将自己付托给首领,而一切人最终托付他们的灵魂给上帝。因此,印度教能够深入民间,深入印度文化。印度教的战土随时准备作战,了解这是他的职责,死于战斗是至上光荣。反之,佛教主张和平、反暴力,刚好成为回教徒杀害的对象。再加上当时的佛教,太过于哲学化,可以说是学院式传统。它的传统中心是在各大学,而不在人民大众之中。当大学被毁,它的传统力量也就破灭了。群众不易懂得深奥的哲学,看不出佛教与印度教有什么不同,他们以邻居崇拜印度教诸神的单纯忠诚来崇拜佛陀和诸菩萨。假如缺少博学此丘的指导,居土佛教就会混合于印度教多彩多姿生动活泼的地方性崇拜。等到佛教寺院被回教徒铲除,僧侣逃亡国外,佛教自然在印度消失。
佛陀本人的失误
  佛教在印度的灭亡,固然如上所说,有内在的因素,也有外在的因素,但最基本的,还是佛教教主释迦牟尼所把的两项大错误,使得佛教不得不在印度灭亡。
  印度原是一个种姓阶级的社会,社会秩序严密,各人各有自己的定位,不容超越,整个社会机器也就得以顺利运转。这种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在今日看来,简直匪夷所思,甚至非常不合理、不合乎人性,但在民智不发达、交通不便的古代社会,却是安定社会的最大力量。每一个人从出生到老死,都有既定的社会角色,根本不必为自己的前途而烦恼。佛陀的众生平等理论,美则美矣,在当时却还是异端邪说,一般老百姓的智慧根本还不足以接受理解,更何况属于既得利益者的婆罗门和刹帚利阶级,必然誓死抵制。佛陀在摧毁安定社会秩序的种姓制度之后,并没有提出新的社会结构。他只成立僧团,并未建立在家居士团体,更没有政治组织或组织理论。基本上,他只关心出世解脱,只规范僧团的生活法则,对于在家居士的日常生活或生老病死问题,提示的比较少。结果,出家众接受在家众的供养,以修行为务,自成一个隔离的系统;在家众除了可以从出家众获得精神上或心理上的慰藉以外,切身的生活问题,如婴儿出生、男女感情、结婚生子、士农工商等营生细节,恰好都是佛教僧侣所避讳的。大多数的佛教徒,并不对深奥的生死哲学感兴趣,既然世俗层面无法从僧侣获得指导,只好求助于擅长此道的婆罗门教祭司。婆罗门教多的是神只,正足以满足大多数民众的需要,佛教自然就不是民众的必须了。
  佛陀正如其他宗教教主或大多数古代哲学家,对于女性的定位都低于男性。尤其是佛教,更认为女身必须转世为男身,才有成佛的可能,女性出家也不像男性出家那么方便,女众僧团甚至在后来从印度绝迹。这些现象虽然可以从生理方面来解释,但女性的地位低于男性,却是不争的事实。然而,风俗习惯或家庭中的宗教陆祭拜,往往都是由女性来传承的,妇女在佛教中的地位不高,自然就不会那么热衷于维系佛教的传统,佛教从家庭中渐渐消失,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社会文化学的观点来看,佛教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其灭亡当然是迟早的事。
佛教的固步自封与异质化
  任何一种习俗或制度,在刚成立的时侯,似乎都有助于社会、宗教、人类的进步,但如果不能随时修正,日久之后,反而会阻碍进步。许多因素固然促成了佛教的兴起和发展,但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后来都变成了佛教衰落的原因。
  对于印度佛教灭亡的原因,另外一位学者杜特,提出比较综合性的看法,这些看法分成五个重点,有些是上述几位学者说过的,笔者形容为佛教的故步自封与异质化。
  (1)伽的超然地位。这种超然地位曾经保证了僧伽的纯洁和精神修养的进展,旦日久之后,僧众们都忘记了教主原来的旨意,变成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团体,专门从事精神上的修养或文化方面的研究,依靠别人的供给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渐渐不关怀周遭人群的道德和宗教水准的提高,忽略了对社会人类的教育,使得僧众睨离广大人群。譬如,佛教就没有规定关于诞生、婚姻、葬礼这三件人生大事的法律,像给孤独长者这位佛陀的最大护法,都可允许儿女们和耆那教家庭出身的人结婚,遑论其他信仰不坚定者。在这种情况下,佛教自然渐渐衰落了。
  (2)佛教不干涉社会习俗的态度。佛陀是一个苦行者、先觉者,而不是一个社会或宗教改革家。他和他的几泣大弟子,都是出身婆罗门教家庭,因此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实现真理,而非干涉世俗信仰和习惯,因为这些都是缘起法,都是如幻的世俗谛。在他们还在世时,这种态度很得人心,有其一定作用,但后来却促成佛教的灭亡。初期佛经中,即有婆罗门教诸神的地位;后来的佛寺中,也充满神和女神、药义和罗义的偶像,又流行崇拜这些偶像的仪式。后代的人们就专心一致地崇拜这些次要的东西,而忘却了教主原来的教法,佛教就在这些错综复维的信仰和仪式中,失去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使得佛教的真正目的隐而不见,终至于灭亡。
  (3)比丘学问的退堕。佛教旗帜能够高挂不坠,佛教僧团能够受人尊敬,均有赖于组成僧团中心的知识分子。但在西元七、八世纪的时候,从这些佛教学术中心出来的人都不博学,都在非佛教的作家和辩论家的攻击下败倒了,这是印度人生活中的严重事件,可以引起一个宗教、教派和论师的衰亡。由于僧伽的懈怠,或由于僧团不能吸收最好的知识分子,佛教的学术中心逐渐失去君王和国人的信仰。
  (4)密宗的兴起。佛陀虽然尽了极大的努力,但还是无法从印度人的思想中,彻匠消除对于阿达婆吠陀中所记载的咒语的信仰,以及神力、占课、巫术等迷信信仰。在初期和梵文佛典中,都有咒语或陀罗尼,这是密宗兴起的前兆。密宗作品出现于公元四到八世纪,密宗是高度发展的禅定哲学,在习定的时侯要利用手印、坐势、坛场、咒语来集中意识。不幸的是,密宗的修持法被许多宗教骗子滥用了,因而眨低了它的价值,毁灭了伟大导师所倡导的高尚教义。密宗兴起,使得佛教婆罗门教化,终被后者所溶合兼纳,信仰密宗的佛教徒人数很少,又隐居于寺院之中,逐渐被婆罗门的汪洋大海所吞没。
  (5)宗教迫害。佛教不曾破坏其他宗教,却先后被婆罗门教和回教徒所迫害,因为佛教集中于寺院之中,所以异教徒可以在很短期间内毁灭佛教信徒和他们所收藏的经典手稿。佛教僧侣一受到迫害,就等于佛教灭亡,幸免于难的,也纷纷逃亡到尼泊尔和锡兰等地,佛教和佛教文物典籍就在印度被彻匠消灭干净了。

佛教在印度本土消失

人心向背乃是宗教存在的心理基础。恩格斯説: “创立宗教的人,必鬚本身感到宗教的需要,并且懂得群众对宗教的需要”(1)。宗教的发展,又需要统治者的支持。统治者的取舍直接影响某一宗教的兴衰。这两者都是宗教为何得以发展的最直接原因 。

佛教初期,主要在吠舍及部分刹帝利种姓中自由传播。佛教把修习注意中心放在自身的修养,生命终极的理想追求上。僧徒们不关心社会现实,不重视自己的社会处境,对物质生活要求也很低。出家僧侣聚集一起修炼,在家信徒散居各处,他们对正常社会生活,统治秩序并没有什麽直接影响。婆罗门也没有给予特别的注意。佛教夹杂在婆罗教、耆那教等中间成长着。世俗统治者或崇佛教或扬婆罗门教各随所愿,在南亚次大陆有些王国统治者出于个人爱好、亲友关系,或政治需要考虑,他们或归依佛教,或给予有限的物质支持。此时,佛教处于自发发展阶段。经过了三百年杰出的君主阿育王在完成大规模扩张事业,希望进一步巩固自己地位之时,才注意到佛教在精神方面的作用价值,采取行政措施给予扶持。他亲自去佛教圣地朝拜,邃归依佛教,亲自主持“结集”。阿育王大兴土木,建造佛塔84000座和不计其数的佛寺。佛教寺庙已渐渐有了财富和权势。阿育王派遣王子、公主率领僧团到外国弘扬佛法,使佛教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7世纪玄奘到印度,佛教已走下坡路,他在那爤陀寺修习时仍见“每歳元日,盛兴供养,邻境国王、大臣、豪族,赍妙香花,持宝旙盖,金石递奏,丝竹相和,七日之中,建斯法会。”戒日王特为玄奘在曲女城设法会“是时诸国二十馀王,先奉告命……来集大会”(2)。可是,佛教认为“有生皆苦”,过于强调苦行、禁欲与超俗修习,追求涅槃与来世。身后涅槃乐园怎比得人世荣华富贵?使得那些大权在握养尊处优的世俗统治者感到为难,对它的兴趣日趋澹薄。为迎合时尚,佛教密宗就不那麽坚持传统修行方式,印度教又进一步把修行与享乐巧妙而荒诞地结合起来。抛弃修行苦炼,肯定现实生活中的及时行乐,不背宗教功德。于是统治者、富人纷纷给以政治上和物质上的支持。大批佛教庙宇迅速被改建成印度教神庙,相反尚存的一些佛寺备受冷落,补充不足,僧侣来源枯竭,印度教取代佛教已成不可逆转之势。

同様,密教印度教的出现也使佛教受到冲击,失去许多信奉者。佛教后期僧人不谙佛事,却精于聚敛钱财,以至不择手段,正如玄奘所写“欲见如来顶骨者,税一金钱。若取印者,税五金钱”(3)。再加派系对立严重,互相攻击,弄得名声狼藉。佛教僧人的现实状况与宗教説教的脱节越来越大,群众把自己珍贵的情感逐渐转移到新教印度教上去,佛教出家的僧尼鋭减,信奉的人也日益减少。

此时,中亚游牧民突厥人、阿富汗人及阿拉伯、蒙古人等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接连入侵。他们憎恨偶象崇拜,破坏异教寺庙,捣毁神像,焚烧经籍法器,掠劫财富,歧视僧人。伊斯兰教被立为国教,形势严峻。佛教僧侣、学者、信徒纷纷逃往尼泊尔和别的国家,仅存的佛教中以超行寺毁于兵燹,宣告佛教在印度本土消失。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6頁
(2)《大唐西域記》,第219、110頁
(3)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9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