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傳入中國之歷史背景與機遇

佛教約于東漢明帝年間傳入中國,初期與神仙方術相當 ,只是民間信仰之一。 魏、晉期間,士大夫貴玄虛、尚清談 ,佛教般若言「空」恰與老莊談「無」相應,佛學於是才登上士林,當時高僧與名士並稱。

南北朝時佛教界高僧大德輩出,西來有鳩摩羅什、佛陀跋多羅等,本土有道生、慧遠等,無不德學優異,為一代人望所歸。此時經典大量譯出,義理漸趨完足,適時又各宗派興起,佛教界生機蓬勃,外加上此期間政治空前黑暗,民生疾苦異常,朝廷又大力獎掖,所以南北朝末年,上至帝王將相,下至販夫走卒,信佛者多,不信者少,中國儼然成為一個佛教世界。此種情形經隋、唐、五代沒有多大改變。直到宋朝,新儒學者輩起,儒學重振,佛教勢才稍戢止。

最初佛教傳入東土,當時並沒有產生太大的影響.直到魏晉南北朝時佛教教義與中國玄學思想結合才有了廣泛而深的傳播.隋唐時期佛教開始走上了獨立的思想發展路線.逐漸形成了眾多宗派,在宗教社會政治文化等許多方面,特別是哲學思想領域上產生極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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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傳入中國之歷史背景與機遇

佛教进入中国的年代,作为中国佛教之开始而言,乃是中国佛教研究史上极为重要的问题。关于这一年代,在中国的文献中,有好几个不同的记载。最古之说,是在周代,中国即已知有佛教。另有一说则降及后汉明帝之世为始。
明帝求法之说,见于《后汉书》的【西域传】等之记载。说因汉明帝求法见金人而知有佛陀之教,故派遣使节赴西域求取佛法。在途中遇到以白马驮着的经象的迦叶摩腾及竺法籣两位梵僧。於永平十年(西元六七),归至帝都洛阳门外建白马寺,并说由他们在那里译出了《四十二章经》。此说自三国时代即被盛传,故已被视为事实。根据近代史家注释的资料《魏略》、《后汉书》记载,佛教在前汉末期(公元纪年之始的前后)已经接触到佛教,由长安及洛阳,甚至到了楚王英的封地——彭城(江苏省)。
前汉帝国为了对抗并断绝北方民族匈奴对于中国的威胁,所有关心到西域的经营,此时已有张骞到西域交流,引入西方的物产进入中国。中国也诊视那些西方的物产,于是迅速的活跃了东西之间的商品交易。当时,在中亚西亚地方,因为曾由阿育王派遣去的传道士活动,故已有了佛教的基础。所以有了那些信仰佛教的商人把佛教带到中国。
中国人早先知道的佛教虽是楚英王所信奉的西域的佛教为始,中国佛教基础的稳固得到后汉末期,在桓帝(公元146~167年)时期,到中国得僧人有安世高及支娄迦谶,分别翻译出了小乘及大乘经典,自此有了汉译佛典。包括有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中国佛教的特殊性,事实上即从此时开始。
当佛教传入中国汉代之时,是架构于汉民族高度的固有文化的基础之上,由于如此,一种全然不同的文化的传播与流布,首先要在中国人的思想与信仰中找到共通之处,虽然汉代时以儒学为主,但民间也有以老子为宗祖的道家。因此到了后汉时期,神仙、方术等迷信非常风靡。那些将黄帝与老子神仙化的方士,因善于使用咒术而获得人们的崇拜。对于处在这种现状中的中国人,见到外国的沙门,身著奇装异服,并对佛像烧香礼拜,颂持着听不懂的经文,举行着宗教仪式,就把沙门与方士进行了类比。汉末苍梧太守牟子所作《理惑论》,调和了儒释道,且将佛教至于二者之上。在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时代,活跃于江北的翻译家坛柯迦罗在洛阳译出的《僧祇戒本》。在他译出四分律的受戒作法之前,中国僧尼仅知剃发而不知正规的受戒作法。第一个依此羯磨法而出家的中国人,名为朱士行。至此,越来越多的僧人由西域带来佛典译出经文,传播佛法。
【参考书目】
野上俊静等著,释圣严译,《中国佛教史概说》,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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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传入中国之历史背景与机遇

佛教传来的年代,文献中有不同的记载,比較可信的是在兩漢之际 - 西汉末年,东汉初年。
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公元前二年,汉哀帝西汉末年,大月氏使臣伊存来到长安,口授佛经于博士弟子景卢。大月氏在公元前二世纪移居大夏后很快就接受当地的风俗文化,因此在公元前一世纪末盛行佛教并由其来华使者口授佛经,是完全可能的。另一个记载则是《后汉书》关于《楚王英》奉佛。汉楚王刘英平常尊敬佛教,供养沙门,所以皇帝退还楚王英奉献的财物,帮助他奉佛。然而佛教传入可能还比这些记载的年代还更早。漢朝為了發展朝政,開拓商賈往來,派遣張騫前后兩次出境西域,而開辟了陸、海上絲綢之路。佛教也就是在這種良好的交通便利之背景下傳入中國, 到了东汉以后逐渐在社会上流行。

佛教初传入中国于西汉末年和东汉初年,依附当时社会广泛流行的神仙方术,當時社會安定,所以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当时奉佛者也只是统治者中的少数人。

东汉末年开始,中国经历了将近四个世纪的动荡:战争连绵,国家分裂,政权频繁更迭。在纷乱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佛教为人们提供了精神的寄托。佛教的三世因果报应思想,六道轮回的理论,注重生前身后的思想,给动荡的人数带来精神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