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安的般若思想

釋道安 • 生於西晉永嘉六年(紀元312-385),常山扶柳人(今河北省正定縣以南),年青時曾侍竺佛圖澄(紀元231-348),得佛圖澄賞識,跟從他學習小乘禪法及般若法門。而我國早期的《般若》經典,以支讖《道行般若》較早,想必道安的《般若》思想也沿襲《道行般若》一系思想。然則早期我國譯經每多格義---格義者。是以運用我國故有傳統的語言文字 ; 此中尤以其時流行之道家、玄學思想內容,比附認知佛經義理的方式。利則有助先賢了解抽象的佛法,弊則令行者誤解我國道家、玄學等同佛經義理。道安故亦深明此理,故其傳譯的佛學思想是慎用格義。[註]

撇開一點而言。我國傳統經典均以古文 ; 今言「文言文」。把西來佛法轉錄下來的。當中猶以《般若》思想能夠流通漢地上下階層,實有賴我國古文的特性。印度梵文、胡語和我國古文比較,前兩者不單只是表音文字,部份還帶有「存在語言」(Being-Language)的特性,這中以明咒、陀羅尼背後常帶有超然、形而上的抽象思想,在印度吠陀文化、佛教密宗裏盛行可見。漢語文亦然。常被說成是方塊字、象形、表象文字,是從實際經驗的事物行為建構出來,透過聯想、押韻連貫出複雜的情感和象徵,是一種「含蓄的語言」文字 ; 但兩者恰巧也是一種帶有不少象徵性的「古語」、「雅語」。相對今天我國通行的白話文而言,就好比古時印度另一通語、俚語,或說成為“巴利文”情況相似。在此可以偏面理解到,我國古語文字與梵文胡語,同樣帶有相當的象徵性和聯想性。這些抽象的相似,與我國道家玄學及《般若》兩非思惟極其一致,想必道安的《般若》本無思想,也是如此產生。

今天普遍學者認為道安譯經是反對格義的,並引道安所倡儀「五失、三不易」及「先舊格義,多違佛說」之語來證明。但學生卻認為,道安就《般若》《襌經》時的用語。便是使用道家典籍的文字,現引《十二門經序》為例,序云 : 「…聖人見``強梁者不得其死”,故訓之以等……」
此語引自老子《道德經》第四十二章內容。
還有《合放光光贊略解序》中 :
「…湛爾玄齋,``無為也,無不為也”…」正引自《道德經》三十七章
故從上文推知,道安無論譯經、釋經均採用道家文獻。其理解《般若》思想亦不出這種方式。西晉流通之《般若》經典.除漢魏支讖的《道行般若》,還有竺叔蘭的《放光般若》和。竺法護《光贊般若》。據湯用彤先生的考證(出三藏記)。《光贊般若》由竺法護於紀元282年先譯出。九年後(紀元291年)竺叔蘭共無叉羅意譯出《放光般若》。前者精通漢語,常與名士交往。其經盛行北方涼洲(今甘肅)。而竺叔蘭為印度商人,精通多國語言,學貫東西,也深受其時貴族知識階級歡迎。其譯出的《放光般若》,是于闐無叉羅得《放光般若》原本,再經竺叔蘭口譯,士人筆錄 ; 再由精研《道行般若》的支孝龍謄錄傳出。兩譯道安皆有涉邋並分別品評。其評法護《光贊》言 :「言准天竺,事不加飾,悉則悉矣,而辭質勝文也」(引課程講義第二講8 page 10)。即言其譯文質樸繁鎖。至於品評竺叔蘭共無叉羅意的《放光》謂:「言少事約,刪削復重,事事顯炳,煥然易觀也,而從約心有所貴這」(引課程講義第二講8 page 10)。是言其譯文精闢易明,卻過於簡約。

而說到道安對《般若》的闡釋。見其於《道行經序》中說 :「執道御有,卑高有差,此有為之域耳,非據``真如”游法性,冥然無名也」《出三藏記集》卷七)。「執道御有」---是王弼玄學用語,有為(雙對為無為),為道家語,道安引以解釋《般若》思想。真如、法性同義。真如 : 梵文Tathatā,魏晉多譯作「本無」,法性 : 梵文Dharmadhātu也云實相。道安以下解釋,《合放光光贊略解序》:「如者,爾也,本末等爾…法身者,一也,常淨也。有無均淨,未始有名,…泊然不動,湛爾玄齊,無為也,無不為也者,萬法有為,而此法淵默,故曰無所有者,是法之真也。」從中了解到道安,準確掌握到「般若」除作智慧解釋,也與真如、法性劃上等號,也許當中仍未有後世言「般若」的相關名相,如空性、無自性之謂,但「般若」並非無,卻有功用,道安深契此一道理,以「如」消解本末相對概念,此正是般若波羅蜜多之功用所。若以「執道御有」比喻禪修,即亦指出般若是襌修的體驗,復以無為,無不為、萬法有為…抓緊其以無為本之觀點,帶出其對般若本無之見地。故後世才言其之般若思想主張為本無宗也。但同時從也帶出道安對般若的理解,竟出現接近後世如來藏思想的“法身、一也、常淨”的概念,不知是否是早期梵本原文如此,定仰或是道安一再發揮其孤發先明的綽見 ; 但更可能是古梵文本身,早已帶有其民族宗教,形而上聯繫的前置,與我國古文 ; 道家玄學思想背後,帶有必然的意象相似性故。故解釋道安《般若》和其本無宗思想的理解,與我國故有道家玄學及古語文方式,所產生的正面作用有密切關係。
學生龔禮柏什

[註] : 道安幾經逃避戰亂,至飛龍山……開始反省格義佛教之流弊及局限,與從輩僧光交流,謂 :「弘贊理教,附會外書,則不能允愜」,大意是說 : 編撰佛教內典,卻以非佛教專書(外書),難免不能盡達經義。但僧光謂 :「先達不可非議」 (即是前人已沿用的法則是不可質議的。)故道安為尊重古宿情況下,無可奈何亦沿用原有格義方式析譯佛經。參引《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 湯用彤著 • 臺灣駱駝文津出版社 • 1976年8月初版 •上冊第199頁最末段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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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安的般若思想

道安认为戒是断三恶道的利剑,无论在家出家都应以戒为基础。他又以为持戒而只重形式也是片面的;也就是说,为了众生的利益,戒律是可以有"开缘"的。这与后来所传菩萨戒的精神相符,也与《般若经》的义理一致。由此可见,道安在戒律方面虽然很严正,而并不是胶柱鼓瑟、偏执不通。

  道安的亲教师佛图澄以神变见称,而神变出于禅修;道安自始就注重禅定止观,不能不说是受了佛图澄的影响。他认为禅修达到高深的境界时,"雷霆不能骇其念,火燋不能伤其虑"(《人本欲生经注》),同时还能够发生种种神变(《安般注序》),但它并不是禅修的真正目的。禅修的真正目的在于契入"无本"(即本无)、"无为"而"开物成务"。开物是使天下兼忘我,成务是无事而不适(《道地经序》及《安般注序》)。也就是要从禅修所得到的境界中,使大家忘我、尽性而造成世界的安乐,不仅仅是追求个人精神上的享受或所谓超自然力。《大十二门经序》说:"明乎匪禅无以统乎无方而不留,匪定无以周乎万形而不碍,禅定不愆,于神变乎何有也。"这就说得非常明白。习凿齿致谢安书,称赞道安法师"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如果从这里去理解,就更觉意味深长了。

  又佛图澄的教理以般若为宗,道安自始就重视《般若经》的研究。他认为研究般若经典不能单用"考文"、"察句"的方法,而要披开繁复的文句体会它的精神实质(《道行经序》)。有了这样的体会,才不至于把虚豁的真如或本无当作能生万有的第一因(《名僧传抄·昙济传》),也才能把第一义谛与世俗谛不一不异、不即不离的义理表现在行动上。《合放光光赞略解序》(译意)说:没有智慧则无往而不生窒碍,终日所言都不合理,所以成为八万四千尘劳门。有了智慧则无往而不发生良好的作用,终日所言无不合理,故为八万四千波罗蜜。所谓执大净而万行正,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平常所说的"举足下足皆道场",或者"头头是道",也不外乎这个道理。那么,道安虽然处在般若弘传的初期,而对于般若性空的义理的确是已经有了相当正确的了解了。戒定慧三学是成佛的梯航,而道安都有卓越的见解;因此他在中国佛教史上,不但是杰出的学者,而且也是"完人"之一。他的一言一行在当时起过典范的作用,也为后来佛法的弘传建立了良好的基础,中国佛教信徒永远纪念着他。道安对中华佛教还有一项突出贡献,那就是道先开始制定"僧尼轨范"。当时各地的教团纷纷遵从。道安所制定的僧尼轨范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方面为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第二方面为常日六时饮食之法。第三方面为布萨悔过之法。

【参考书目】
http://www.qulishi.com/article/201901/31692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