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印度佛教形成之前，古婆罗门教之教义以及其他教派教义，已经存在、发展并形成了自身的体系。但当时印度各教派之间，常有互相取见，互相融合，互相争辩，互相攻击等情况发生。这与我国诸子百家，百花争鸣的大背景极为相似。同时期的中国，多种方术、巫术流行，其范围不仅仅存在与民间，更存在于贵族士大夫阶层，甚至可以波及政坛。这给佛教的传入，奠定了一条宗教的捷径。
其次，佛陀本身出生的时期，又处在印度诸部族相互侵略，相互吞并的动荡时期，这赋予了佛教对于生命的认知，称其本质为“苦”的重要实践体验。而我国两汉至两晋的历史时期，也属于社会动荡时期，由汉朝集权而诸侯割据，连年混战，进而三国鼎立，而相互吞并而大一统，进而又权臣叛国而政坛倾覆，也给能够领导终生指明解脱之路的佛教在中华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用武之地与良机。
再者，公元前3世纪，古印度摩揭陀国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国王阿育王，已开始派遣传教师到四方传布佛教。除了本国印度各地区外，还包毗邻国家。如中国、斯里兰卡、埃及、希腊等国。而汉武帝时期水上丝绸之路的开拓 ，以及中国与印度建交，更是为了佛教传入中国，提供了方便的道途。
据史载，佛教于东汉永平10年，公元67年，应汉明帝感梦 ，而派遣蔡愔等18人去西域访求佛道。蔡愔等于西域遇竺法兰、摄摩腾两人，并得佛像经卷，用白马驮着共回到洛阳，建立精舍给竺法兰、摄摩腾两居住，后称“白马寺”。 并于此精舍，译出《佛说四十二章经》。
就此，佛教在为中华大地上，也已生根发芽，日后逐渐成长，与华夏本土文化结合、融汇、贯通，终成我中华文明的璀璨光芒。
释乾寳合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