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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进入中国的年代，作为中国佛教之开始而言，乃是中国佛教研究史上极为重要的问题。关于这一年代，在中国的文献中，有好几个不同的记载。最古之说，是在周代，中国即已知有佛教。另有一说则降及后汉明帝之世为始。
明帝求法之说，见于《后汉书》的【西域传】等之记载。说因汉明帝求法见金人而知有佛陀之教，故派遣使节赴西域求取佛法。在途中遇到以白马驮着的经象的迦叶摩腾及竺法籣两位梵僧。於永平十年(西元六七），归至帝都洛阳门外建白马寺，并说由他们在那里译出了《四十二章经》。此说自三国时代即被盛传，故已被视为事实。根据近代史家注释的资料《魏略》、《后汉书》记载，佛教在前汉末期（公元纪年之始的前后）已经接触到佛教，由长安及洛阳，甚至到了楚王英的封地——彭城（江苏省）。
前汉帝国为了对抗并断绝北方民族匈奴对于中国的威胁，所有关心到西域的经营，此时已有张骞到西域交流，引入西方的物产进入中国。中国也诊视那些西方的物产，于是迅速的活跃了东西之间的商品交易。当时，在中亚西亚地方，因为曾由阿育王派遣去的传道士活动，故已有了佛教的基础。所以有了那些信仰佛教的商人把佛教带到中国。
中国人早先知道的佛教虽是楚英王所信奉的西域的佛教为始，中国佛教基础的稳固得到后汉末期，在桓帝（公元146~167年）时期，到中国得僧人有安世高及支娄迦谶，分别翻译出了小乘及大乘经典，自此有了汉译佛典。包括有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中国佛教的特殊性，事实上即从此时开始。
当佛教传入中国汉代之时，是架构于汉民族高度的固有文化的基础之上，由于如此，一种全然不同的文化的传播与流布，首先要在中国人的思想与信仰中找到共通之处，虽然汉代时以儒学为主，但民间也有以老子为宗祖的道家。因此到了后汉时期，神仙、方术等迷信非常风靡。那些将黄帝与老子神仙化的方士，因善于使用咒术而获得人们的崇拜。对于处在这种现状中的中国人，见到外国的沙门，身著奇装异服，并对佛像烧香礼拜，颂持着听不懂的经文，举行着宗教仪式，就把沙门与方士进行了类比。汉末苍梧太守牟子所作《理惑论》，调和了儒释道，且将佛教至于二者之上。在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时代，活跃于江北的翻译家坛柯迦罗在洛阳译出的《僧祇戒本》。在他译出四分律的受戒作法之前，中国僧尼仅知剃发而不知正规的受戒作法。第一个依此羯磨法而出家的中国人，名为朱士行。至此，越来越多的僧人由西域带来佛典译出经文，传播佛法。
【参考书目】
野上俊静等著，释圣严译，《中国佛教史概说》，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

佛教传来的年代，文献中有不同的记载，比較可信的是在兩漢之际 - 西汉末年，东汉初年。
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公元前二年，汉哀帝西汉末年，大月氏使臣伊存来到长安，口授佛经于博士弟子景卢。大月氏在公元前二世纪移居大夏后很快就接受当地的风俗文化，因此在公元前一世纪末盛行佛教并由其来华使者口授佛经，是完全可能的。另一个记载则是《后汉书》关于《楚王英》奉佛。汉楚王刘英平常尊敬佛教，供养沙门，所以皇帝退还楚王英奉献的财物，帮助他奉佛。然而佛教传入可能还比这些记载的年代还更早。漢朝為了發展朝政，開拓商賈往來，派遣張騫前后兩次出境西域，而開辟了陸、海上絲綢之路。佛教也就是在這種良好的交通便利之背景下傳入中國， 到了东汉以后逐渐在社会上流行。

佛教初传入中国于西汉末年和东汉初年，依附当时社会广泛流行的神仙方术，當時社會安定，所以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当时奉佛者也只是统治者中的少数人。

东汉末年开始，中国经历了将近四个世纪的动荡：战争连绵，国家分裂，政权频繁更迭。在纷乱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佛教为人们提供了精神的寄托。佛教的三世因果报应思想，六道轮回的理论，注重生前身后的思想，给动荡的人数带来精神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