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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宋初，佛教内部出现系列问题，包括了：（i）禅宗修持的验证问题 （ii）义理宗派间的理论差异问题 （iii）禅宗与其他宗派的关系问题。于是，延寿禅师编集了《宗镜录》一书来挽救唐末五代禅宗内部的弊端并试图调和禅教间和教内各家的分歧和矛盾。

《宗镜录》，一百卷；八十万余字，三百四十个问. 由宋五代延寿禅师编集，在永明寺的演法堂定稿。（分為標宗、問答、引證等三章）。《宗镜录》的命名由来，延寿禅师在序文中提及：“举一心为宗。照万法如镜。即是以禅宗圆融的一心，像一面镜子，把佛陀的教法和历代各个宗派高僧的深密教理思想加以整理去芜精华，取其大意,再将它发扬出去。《宗镜录》文章题材主要以对话问答方式呈现，把佛法要点集中记录下来，所以称之为“录”。《宗镜录》的资料搜集非常丰富，引大乘经一百二十本，诸祖语一百二十本，贤圣集六十本，都三百本。”为后来的禅宗研究提供很珍贵的资料。

永明延寿的禅教一致说是奠立在佛教心性论，尤其是禅宗心性论基础上的。一是以禅宗的一心，自心，本心，真心作为衡量其他宗派教义的标准，统一其他宗派教义的基石，即把佛教一切教义都归结到禅宗的“心”义上来。

《宗鏡録》一書是延壽集慈恩、賢首、天台等教下諸家精于義學的僧人學者“分居博覽，互相質疑”，最后由延壽禪師“以心宗之衡凖平之”，是一部由眾多佛教精英共同參與、延壽總其成的編撰性著作。該書旁征博引，資料十分豐富。據統計，該書共引證了大乘經典120种，禪師語録120种，其他論著60本，共計300种言説。如果就其當初編撰引證的文字來説，當不在數千萬言之下。并且，《宗鏡録》撰成之后，并未立即印行流通，而是由“吴越忠懿王寶之，秘于教藏”，直到延壽圓寂近百年后始出之，并在宋元豐中（1078—1085）方有木刻本流通。此后才不斷出現新刻的修訂本，被不斷地删訂，且被列入“藏經”。到了明末刻“方册藏”時，名僧藕益智旭仍發現有改訂不妥當之處，故仍繼續删訂，以使其更為清晰無誤。到了清末，《宗鏡録》邃一再有節本出現。由此可見，在成書于公元988年的《宋高僧傳》中，稱延壽所著文字有“數千萬言”之巨，也就不難理解了。
　
　延壽在修行上習禪、誦經、行懺、念佛，是與其佛學思想密切相關的。延壽以禪宗命家，屬法眼血脉，然而，其佛學思想内容之廣博，為此前禪宗諸家所未有。由《宗鏡録》一書的成書過程也不難看出：延壽佛學思想的最大特色在于“融合”（Synthesis，或稱“普會”、“綜合”、“融通”等，意義大同小异）的主張。對此，學術界的看法基本一致。簡單歸納起來，延壽“融合”的思想主張至少具有以下兩個層面的含義：

其一，是指禪、教、凈諸宗之融合。《宗鏡録》之宗旨就是“舉一心為宗，照萬法為鏡”。即主張以“心宗”即禪門為“凖衡”的同時，邃强調以心攝事理，統禪、教、凈和性、相之學：“以法相家證成萬法唯識。用華嚴家明萬行的必要，用天台家檢約身心，去惡從善，從而使一切經教納入禪宗領域”。而延壽之所以提倡諸宗融通之主張，實乃他針對唐末五代時期中國佛教（主要是禪宗）所面臨的种种問題即時代課題所作出的積极回應。自中唐以來，隨着南宗禪的風行，當時一般禪師的態度是“一切無著，放曠任緣”，主張由“無作無修”而達到“自然會通”。延壽對此表示了极大的擔憂。他認為，如果對經教漠不關心，只憑己見，難免“貽誤后學”。這様的禪門流弊將會极大地阻礙乃至破壞中國佛教的健康發展。如果不及時加以糾正，禪宗只會在死胡同里越陷越深。為力圖恢复中國佛教（特别是禪宗）的宗教性，延壽乘遷居永明寺（凈慈寺）之機，憑藉吴越王的信任和他當時的聲望，召集了慈恩、賢首、天台等教下佛教學者，“分居博覽，互相質疑”，將教下諸家之説統一起來，進而邃統一了禪與教，由此所得的結果，便构成了《宗鏡録》100卷。

其二，在禪教融合的基礎上，延壽邃主張進一步統一禪、教與凈，乃至世出世間法之間的融合。于是乃有《萬善同歸集》之作。延壽所倡導的“萬善”包括第一義的“理善”及涵蓋“六度萬行”的“事善”兩個方面。延壽以“心境一如”、“理事無閡”為指導，批評了當時禪門出現并流行的輕蔑佛教善行、輕視佛祖教説，參禪流于空疏等弊病，要求使心體不落空寞，令禪者回到修諸善行的實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