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传自印度，就一般情形说，应该是属于印度形态的，但在实际上，今天我们已经很清楚知道，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有著很大的差异，它们的差异不仅是在制度上的，同时也在思想上的。而且，这差异的距离，几乎使人到了发惊的地步。就印度说，佛教曾经过三段时期的展开。
第一期是从原始佛教到部派佛教的展开，这一期是从单一到复杂，从伦理到形而上，从实践到理论。
第二期则是大乘佛教的展开，大乘，从某一方面说，是原始佛教的复兴，应该是单一的和著重实践的，但是，毕竟因为经过部派佛教的理论薰染，它便综合了上述两者的情形。它一方面著重实践，也同时著重理论，既倾向於伦理，也同时倾向於形而上。
第三期则是融摄中观的密乘展开。这更是一突出的思想表现，因为就原始佛教、部派佛教、乃至初期的大乘佛教看，它(密乘)不可能会在佛教的思想体系里出现，可是它却毕竟出现了，这原因要解释自然很多，但最基本的我们可以指出，佛教的出现，是印度传统思想的脱离，它打破了所有印度传统文化的固有观点，可是一到密宗的出现，它却回到了印度本位文化的传统形态。这，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佛教毕竟产生在印度，虽然释迦牟尼是一空前绝后的大圣人物，他超出了印度传统的吠陀文化和各宗教共同的唯神观念，但他的弟子无法各个跟上他这种伟大的智慧，在民族意识的要求下，最后，他的教义终被印度的人民改头换面，使其回到传统文化的共同信仰。从原始佛教到密宗的出现看，我们亦似乎可以指出：是从一伦理形态的宗教，到一最高度智慧哲学的集团，然后再展出一纯信仰形态和神秘形态的宗教。结果，晚期的大乘佛教便结合了这三者的不同特色，成为了一最复杂最突出的不同任何形态的世界性的宗教，而传入中国，又加上中国文化一特殊背景的薰染，于是再一变，又成为了一更突出更奇特的宗教面目。
就历史的现象说，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之初，约在部派佛教与大乘佛教交递之际。最早期翻译到中国的佛教经典，便是部派时代共同尊重的阿含，和初期的大乘般若经典。而此时期，中国本身并没有正确去理解佛教的真义，只是把它当作与黄老、方伎等同一信仰的新来道流。这就是汉明帝前后时代的表现。到了汉末魏初，中国思想界开始转换了一个新的现象，这现象便是打破自汉武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家的传统，而以周易、老、庄为中心的玄学抬头。玄学，不管怎样说，它是道家的，尽管王(弼)何(晏)骨子里仍在想复兴儒学，而实际是由於政治的混乱，知识的贬落，儒者的失势，民心的惶恐，阴阳方伎的流行，已经不是专谈训诂或五经博士之儒可以挽回时代及儒家的命运了，於是少数特出的知识人士，为求生命的安全，为求精神的寄托以及心灵的解放，便只好转向道家寻求新的精神出路。佛教，也就乘著这种机运，开始放出了它初步的思想异彩！但这时探讨佛教的人士，不用说，都受著时代思潮的影响，以理解道家的意识形态来理解佛教。他们对佛教的要求，也就在开放心灵和高谈‘有’‘无’问题的体用之学。而这些，不用说也正是佛教本具有的一面内容，般若学的‘空无’，正好应了此一时机之需。但是，也正因为如此，佛教也就遭受了此一时代的影响，丧了它在印度的本来精神，它已经不是实践兼具智慧的解脱宗教，而是给予知识阶层游神玄想的清谈助资。出家的学人，虽然不是以清谈为目的，但也脱不了时代之风，仅止于以玄学为辉映的一面而发挥。这样一来，佛教的风貌就急遽地脱离了印度的色彩，而转为了中华的新儿。此所以有格义家的竺法雅、康法朗，玄学家的支道林，半玄学家的释道安、僧肇、道生等辈之出。在时代的精神上都以保全性命、向往山林为旨趣。再进而便展出了隋唐佛教的特盛时代。此一时代是中国佛教的开花结果，也是它突出与印度佛教迥异的风格形成。其迥异的特点在： 一、它开始著重佛陀一代时教的分宗判教。二、它抛弃了印度佛教的本位精神，重新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