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历史上的魏晋时代，是“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的时代，为了明哲保身，人们流于清谈，“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 （《晋书•阮籍传》），成为玄学的前身。时代动乱在很大程度上又意味着对意识形态束缚的减少，于是人们不再局限于汉代儒家经学研究，道家清淡无为思想因此而被重新发掘。同时，人们也不再迷信汉代那考证繁琐、甚于谶纬的经学，转而寻找另外一种可以作为精神寄托的思想。此外，何晏、王弼、阮籍、嵇康、裴頠、郭象等人，关注社会现实，希望通过论著提出提出对宇宙人生的看法，或为政治原则寻找理论依据。也就是在这样一个文学独立并进行自觉创造的时代中，产生了魏晋玄学这种后起于经学，具有高度思辨性的哲学。
首先是因为汉魏易代之时经学衰落，人们思想领域动荡而急需他种学说或思想来填补精神空白。汉代时期阐释经学成为学术主流，但这种对经学的过度追捧本身存在很大问题。一是经学研究的古板化。汉代学者局限于儒家经典章句而不能从更广阔的领域中阐发，尤其忽略了经典本身传递出的内在思想性特征。一是经学作为一种思潮性学术研究，成为了统治者统治社会的思想外衣。但是在汉末，随着统治阶层的混乱与崩溃，作为统治工具的经学也受到冲击并一蹶不振。其次是在动荡的社会中清谈风气的兴起。曹魏时代，用人举士唯才是用。这种选人标准在曹操的《求贤令》（《全三国文》）中可见一般。
曹操采用刑名法术之学，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笼络人才，但直接后果便是社会道德支柱被破坏。到司马氏统治天下时，人物品评之风转向了谈玄论虚。清谈所讨论的问题，贺昌群先生认为“发引于新旧经解之问题”[3]（P61），已经大致可以看出与后来玄学相关的宇宙本体、圣人之情等主题。第三是先秦道家思想在魏晋时代的延续与发展。自先秦时代起，儒家与道家在思想领域的斗争就没有停止过，只是经历过动乱的春秋战国来到统一的大汉时，儒家获得独尊的地位。但大汉将尽之时，儒家的名教被统治阶级异化变成维护统治、残害人们的工具。于是，道家斗争之风再次兴起，只不过，此时的学者并不是对老庄道路的单纯复制，而是通过“六经注我”的方式，提出了自己的哲学理论与思考。
在魏晋玄学中，由于“名教”与“自然”的概念范畴不同，导致了玄学家们产生了对其或支持，或反对，或融合的发展观。
裴頠是一位典型的“名教”支持者。在裴頠看来，“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体有，则有遗而生亏矣。生以有为已分，则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无”是空虚的，什么都没有，不仅不能作为万事万物的本源，更无法指导人们的现世行为。虽然在《崇有论》中，裴頠一再从批判“贵无”派的不足入手，如“若乃淫抗陵肆，则危害萌矣。故欲衍则速患，情佚则怨博，擅恣则兴攻，专利则延寇，可谓以厚生而失生者也。”但实际上已经提出了自己的哲学观、实践观，“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劳而后飨。居以仁顺，守以恭俭，率以忠信，行以敬让，志无盈求，事无过用，乃可济乎”。世间万事万物都为“有”所生，而此“有”在实际上又指代了现实的政治与礼法制度，也就是“名教”，且所指的是“名教”范畴中的“真名教”，因此，我们应该尊崇此“名教”下的规则，各司其职。所以，裴頠认为，当作为本源的“有”产生了万物之后，也就是我们应该在现实之中尊崇名教的时候。在名教的发展观上，裴頠是积极的支持者。
嵇康是一位典型的“名教”反对者。在《释私论》一开始，嵇康就说：
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是故言君子则以无措为主，以通物为美；言小人则以匿情为非，以违道为阙。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恶；虚心无措，君子之笃行也。
正因为嵇康在自己的遭遇和周围人的境遇中看到了“伪名教”，也就是司马氏所利用的、被异化了的“名教”对社会产生的危害，所以在“名教”发展问题上激烈地主张“越名教”，也就是放弃人为的“措”，放弃非自然之性的“矜尚”。表现出自己真实的内心和性情。
王弼是一位支持与反对的融合者，因为在他的体系中，既主张“崇本息末”又主张“崇本举末”。“崇本”即以“无”为本，以“自然”为本。但为什么会有“息末”与“举末”之分呢？很明显，王弼之所以持这样的发展观，正如在概念范畴上的分析，原因就在于此处的“末”有不同的意义。在“崇本举末”中，“末”代表的是“真名教”。而在“崇本息末”中，“末”指的是“伪名教”。因为王弼主要是从哲学角度论述自己的“有无之辩”的，所以在现实发展层面上就更理想化。但无论是“崇本息末”还是“崇本举末”，王弼都是用一种“体用如一”观进行融合。所以在方法论上王弼产生反对“伪名教”和支持“真名教”两种态度，形成融合派，且是在哲学上的融合。
郭象眼中的万物是“独化”、“自生”的，《庄子•大宗师》注曰：
无也，岂能生神哉？不神鬼帝而鬼帝自神，斯乃不神之神也；不生天地而天地自生，斯乃不生之生也。故夫神之果不足以神，而不神则神矣，功何足有，事何足恃哉！
宇宙万物自生，名教也如此。名教本身既然已经顺应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所以在名教的发展问题上当然应该“自然地”尊崇名教。总观郭象的态度，是顺应自然性的名教，也是融合了名教与自然，是名教与自然在理论与实践上的真正融合。
从思想上说，魏晋玄学家通过对宇宙本体等问题的探讨，将儒道相结合，为中国哲学在本体问题上的思考做出了自己时代的贡献。
